人们在分析世界大国间的较量时，往往只注重他们的物质利益，而忽略了他们对自己价值观的捍卫。不同的价值观确定了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坚持。比如保守人士，他们不能容忍政府禁止他们管教孩子，不能容忍政府宣扬家庭民主，不能容忍教育机构唆使孩子性开放，不能容忍鼓励青少年服用青春阻断剂而父母又不许干涉，不能容忍政府剥夺孩子孝敬父母的责任(赡养父母是孩子的责任，而不是政府的养老院)，不能容忍政府忽略保护家庭的法律，不能容忍否定家庭的血缘关系，不能容忍会导致人类毁灭的生活方式，不能容忍宗教生活受到干扰。作为天主教徒，亦不能容忍神职人员在社会上受到歧视，不能容忍抑制教会发出出自良心的声音。

各国利益之争，可通过经济手段加以对抗，但为了维护自己的价值观，会不惜一战的。

早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教宗就发出警告，各国的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会引发世界大战的！结果一战尚嫌不足，再来二战。

当前的世界形势，从普京和特朗普不约而同地支持德国远右的AfD就可以看出，这两人势必会走到一起。特朗普这次上台，有明确的价值观取向。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没有邀请德国总理朔尔茨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已显示出他对左翼的厌恶，而万斯在欧盟的发言，痛斥欧盟背离传统价值观，更显示出美国与欧盟分道扬镳的征兆。

泽连斯基并非不知外交礼节，他在白宫之所以粗鲁，是有难言之隐的。俄乌原本相安无事，偏偏欧美左翼在乌克兰搞颜色革命，扶持左翼政党上台，此举尚嫌不足，继而唆使乌克兰仇俄：推行乌克兰语，禁俄语，歧视俄罗斯族，鼓励乌克兰人从俄罗斯东正教中分离出来，成立乌克兰东正教……

俄罗斯感受到了威胁，收回俄罗斯族占绝大多数的克里米亚，这是个重要出海口。

乌东的俄罗斯族不堪其辱，成立地方武装，与乌克兰政府对抗，然有败无胜。此时俄罗斯仍无意出兵。可欧美左翼得寸进尺，要拉乌克兰入北约，致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特朗普否认这是入侵)。

欧美左翼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他们分内的事，因为这一切灾难都是他们挑起的。泽连斯基当然理直气壮，索要武器，要求保护。他可能真的以为欧美都遵循左翼制定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不知有相当多的人在认真捍卫传统价值观。所以他在美国的遭遇令他大感意外。

北约会取代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这可能导致美国退出北约，而北约向来受美国保护，几乎没有什么国防开支，现在要重启军工，增加装备，势必会使本国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也会打击欧盟经济，因为民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右翼。

在这场左右翼冲突中，中国是局外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已明确表态，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不会与中国直接冲突，要有对抗，也只是大国间的贸易战，技术封锁之类。

中华圣人大多是殉道者。他们把自己的血祭献给了天主，他们用自己的血在中华大地播下了信仰的种子。他们为我们祖先所信奉的天主而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在为悖逆我们祖先所信奉的天主的中国人做补赎。他们的英勇行为是中国人的英勇行为，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纪念中华圣人，从来不是默想他们受难的惨状，更不是记恨那些加害他们的人，而是感恩他们圣化了这片养育华夏儿女五千年的土地。他们的大爱，势必会使天主眷顾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中华圣人瞻礼是个喜庆的节日。

基于同样道理，传播福音的主角，永远是那些曾为教会受迫害、受磨难的兄弟姐妹。他们默默地替我们忍受了一切，替我们做了因我们的懦弱而不敢做的事。从历史角度看，他们是国家的忠臣。忠臣常常不被人所理解，甚至会受到迫害，但他们仍然坚持去完成利国利民的使命。

奸佞误国，这是历史的教训。所以，那些认为只有对政府歌功颂德才能传播福音的教内人士，恐怕他们还不太了解他们所信奉的天主。如果他们明明知道政府的某些政策有误而不善意提醒，那么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的动机。他们是盼政府早点垮台，还是想谋取私利？

天主不只是天主教徒的天主，也是每个中国人的天主，还是当今执政者的天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梵协议是在天主引领下促成的。它使教会与政府默契配合，共同为民创造福祉成为可能。

教会的使命之一就是为国家培养忠臣。他们能从国家的大局着想，向执政者提出中肯的建议。

教会的责任是唤起人们的良知；主张宽容；宣讲传统美德；引导人与人彼此相爱，彼此信任；维护家庭和睦；倡导勤奋，拒绝懒惰和贪图物质享受；激励民众团结一致，共同为国家效力。

从世界各国政治实践看，并不存在最佳政治制度。国家能否兴旺，民能否安居乐业，只关乎人的道德素质和人的良心。所以，只有政府、教会、民众同舟共济，秉持传统美德，国家才有更好的未来。

中华圣人，为我等祈！

有人说，科举制度很公平，使寻常人家的孩子都有机会做官。这是个概念性错误。官是什么？是奖励？是恩赐？是飞黄腾达的机会？若以此念做官，贪官污吏永远不会消除了。

科举的真正目的是不拘一格选人才。选什么样的人才？当然是品德高尚的人才。科举的考试内容，就是四书五经里的东西。

但是，科举的弊端是，一旦涉及考题，人们便急于寻求正确答案，很少顾及如何从四书五经中汲取养分。我翻译《若望福音学习教材》的时候，一位圣神同祷会的朋友提醒我，不要把圣经学习变成学术研究，是一个道理。

我高考时，政治分数最高。说明我政治觉悟高吗？我对当时的政治课厌恶透顶，但我知道怎么答题。

无论是科举制还是以前的推荐制，都是想找遁吏，所荐非人，是要受罚的。

做官不难，太监可以擅权，风尘女可以一路睡到厅级。难的是找到那些甘愿放弃己利，乐意为国为民做奉献的人。

二战时美军指挥官发现一片树林，认为是伏击的好地方，晚上派士兵埋伏在树林里。与此同时，德军指挥官也看上了这片树林，也认为是伏击的理想之地，于是晚上亦派兵埋伏在里面。清晨，一美军士兵跪起来念早课，不意一德国士兵爬过来，他也是天主教徒，于是两人一起念早课，祈祷完后，两人聊了起来，谈到战争走向，德兵认为是双方联合起来打苏军。其他美军也遇到同样情况，发现身边埋伏的竟是德军！由于双方接到的命令都是伏击，还是各干各的营生好，互不侵犯，彼此打个招呼，或互换点食物，尝尝新鲜口味。双方指挥官均认为伏击搞不下去了，于是经过协商，同意双方互不交火，各自撤出林地。

选自美国老兵的回忆录。

历史还是恢复原貌的好，可避免人类犯同样的错误。历史不应作为宣传手册，不存在美化谁，丑化谁的概念。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如实记载。

举个例子，日本说某国正在走日本过去的老路。该国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又没搞军国主义。可是，谁说日本搞军国主义了？那是别国给它按的抬头。当年日本的政治理念是这样的：

我国已成世界强国，完全可以跟美国抗衡。西方列强在亚洲建立殖民地，奴役亚洲人，不可接受。我国，作为世界强国，应该承担对亚洲的责任，赶走西方列强，把亚洲人从西方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亚洲各国独立，并把他们团结起来，成立大东亚共荣圈，各国共同富裕，生死与共。

在实操中，也受此理念的影响，除了有争议的台湾[台湾土著说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话]，日本吞并哪个国家了？在他们眼里，只是扶持了一个亲日政府。当年的日本士兵也受此影响，他们诧异，他们是来解放亚洲人的，怎么这些人会恨他们？

日本的错误是太过骄傲，高估了自己的强大。他们认为大和民族伟大得不得了，所幸还没对他族历史感到嗤之以鼻，还不至于嘲笑弱国，但还是失败了。

中国缺少生命伦理的概念，这也是教会与国家需要研究的课题。一方面，ICU病房的穷人没钱了，就把管子拔了，氧气机停了，这跟杀人有什么区别？在菲律宾从未听说没钱不给治病的。另一方面，比如我祖父，百岁后患脑血栓，国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活着，浑身插满管子，最后舌头都长癌，耗了整整七年。受多大罪。是不是非得把全世界最好的药都用上？抑或可用保守治疗，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为主？不知道。菲律宾有临终关怀，也不知有什么限度？家父要求病危时不给他插管，我不敢答应。

这都需要生命伦理专家给个具体的尺度，使家属良心平安，患者也少受痛苦。

日本和德国对二战的检讨，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日本是自愿式的，他们普遍的共识是不能再有战争，而防止日本再次卷入战争的最佳选择，就是减少政府的权力。所以，现在的日本政府对民众没什么约束力。

德国的检讨是政府强迫的、自我作贱式的。他们销毁了所有纳粹的书，以致我们无从了解，当时到底是什么思想对民众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使他们团结一致？他们甚至不允许表面上的、涉及纳粹的东西存在，比如行纳粹礼。这个举手礼完全可以赋予其它的意思，但是不行了，因为纳粹用过。

政府不遗余力地通过教材和改编的历史使人们相信，纳粹就是恶。

既然纳粹是恶，与它建交的便是纵恶。碰巧梵蒂冈没与它断交。梵蒂冈冤得不得了，说二战时收容了多少犹太人，连以色列都几次表示感谢。即便如此，还是不能令德国人满意。教会出了部电影，展示一位神父如何受纳粹的迫害，但这只是个例，其他神父都在鼓励年轻人保家卫国。

教廷似乎默许德国教会与教廷保持一定的距离。批评教宗司空见惯。比如德国教友写的一部教会史。书中记载教宗说如此如此，然后补充道其实教宗的意思是这般这般。这个补充是要有历史依据的，否则只能算是作者的主观判断。可主观判断怎么能载入史册？可能德国人已习惯于改编历史了。有的德国作者本人并不反教宗，但他写的书中却不忘批评几句当时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这似乎成了德国的一种时尚，好比我们过去写文章，非要加入几句“最高指示”。

德国战败时，有很多纳粹党人携带文件逃到南美，所以，南美教会对当时的历史是了解的。他们时不时发声，说纳粹没杀那么多犹太人，听到此言，最感愤怒的竟是德国政府。

德国政府还想方设法让德国人产生负罪感。这样一来，人没了自信，不敢有什么思想，更别说坚持真理的勇气了。例如俾斯麦，他统一了德国，强调德意志精神。他属于保守党，虽然信奉新教的信义宗，却承担起保护天主教会的责任，免受自由派的迫害。俾斯麦还为德国做出很多其它贡献。但是，在德国人眼里，俾斯麦是坏人，直到最近，德国才承认俾斯麦为统一德国做出了贡献，视为伟人，排名第九。排名第八的是印刷术发明者。

德国人的不自信，从政府层面就能看出来。有篇报道说，德国政府就像不成熟的孩子，它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通常是美国教它。它很在意邻国的看法，邻国有意见，它便改正。至于美国传授的或邻国的意见是否正确？德国人不关心这个。

这便是德国主教们所处的环境。西方的堕落是个普遍现象，爱尔兰教会正跃跃欲试，准备反击，但德国教会却失去了勇气。

马克龙与欧盟冯女士，说好来中国当说客，不意克龙君反而倒戈，声言欧洲要有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附属于美国。冯女士则被彻底无视，似乎东道主不知欧盟为何物。

我不相信一天就被说服这种事，事先必定都安排好了，只有冯婆蒙在鼓里。马克龙一定吃了什么其它的定心丸，才会有此惊人之举。

马克龙出自非宗教家庭，12岁自愿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他与教廷私交甚密，这倒罢了，但他还支持教廷一慈善机构，此举使法国议会哗然。世俗政府不能显示出宗教偏好。

马克龙被一些媒体形容为冬眠型天主教徒。你别看他平时僵卧，毫无作为，关键时刻便活跃起来。拜登是否也属此类？拭目以待吧。

最近与日本朋友热聊时事，很诧异，为何大家观点都这么一致。后来明白了，原来我们都属于极右翼。

在菲律宾，不会产生极右翼思想，因为无论左翼、右翼，大家都是保守派，谁当政都一样。在日本则不同，有自由派的左翼，保守派的右翼和保守派的极右翼。现在的自民党属右翼。

以日本为例，介绍一下极右翼的主张：

1、恢复传统价值观。这是必然的，右翼的标志嘛。

2、日本的各大媒体，比如朝日新闻、NHK，都被左翼操控，他们利用物质、肉欲吸引民众，以获得更多选票。所以，极右翼反对当下流行的选举制。有人提出还不如让天皇执政，至少应该是俄国模式。

3、左翼在议会是有席位的，常有惊世骇俗的提议。所以，极右翼对议会的产生过程亦有想法，总不能让阿猫阿狗都进议会吧？

4、崇尚民族精神。民族认同感来源于大家拥有一个共同祖先及其传承下来的价值观。而民族精神则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情操。左翼不提民族精神，讲究爱国主义。至于什么叫爱国主义，政客自己定义呗。

5、只给道德框架内的自由。

6、禁违反人伦的言论。

第5、6条当然符合老夫的胃口，但不是所有保守派都认同的。我儿子就不同意，他认为第5、6条违反人的自由意志，主张人的行为要靠自律，而不是强迫。

但是，人有那么爱自律吗？国人躺平了，台湾人的学历越来越低，都懒得上学了。

以前说过，加音的后代，尼安德特人，散落在世界各地，其他人[早期现代人]居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早期现代人走出非洲后，他们首先到了埃及和两河流域，然后到达印尼、巴布新几内亚和澳洲。之后又有其他早期现代人进入欧洲。早期现代人进入两河流域几千年后，穿越亚洲，进入美洲。

到达印尼的早期现代人的一支，到了日本。在历史上称其为绳文人。

后来，从两河流域出来的早期现代人到了亚洲，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断侵入日本。在历史上，这批人称为弥生人。弥生人从韩国侵入日本，击败绳文人，成了日本的主人，绳文人被同化。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含绳文人的基因最多，70%以上。日本人便是绳文人和弥生人的后代。

按大英百科全书，日本早期现代人的信仰与后来的神道教没有直接联系。不知从几何时，日本人开始相信万物皆有灵。东南亚人在接受天主教或伊斯兰教以前，也相信万物皆有灵，至于他们到底谁影响了谁，就不得而知了。

日本人对一切有灵的东西，不管是幽灵、精灵、邪灵，甚至人死后的灵魂，均称为かみ。引入汉字以后，かみ就写成“神”。日本人没有超越诸神的天主的概念，都是かみ。

中国在汉朝时发现有日本国，该国首次遣使来中国，是在汉光武帝的时候。大量引入汉文化[儒家、道家、阴阳家]是在中国南北朝的时候，大概是为躲避战乱，大批汉人涌入日本之故。这时，日本人对かみ有了新的认识，“神道”的概念出自《周易》：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于是有了神道教这个称谓。他们甚至认为神道就是尧舜之道。

也就在同一时期，佛教从韩国传入日本。

日本并不总是和平统一的，也有战国时代，到了江户时代[中国清朝时期]晚期，有人提出儒家思想并不能带来和平，主张把儒家思想从神道教中剔除，采纳复古的神道教。所谓复古，其实就是一场造神运动。他们造出一个天照大神，为诸神中最大的神，牠的后代就是天皇，日本是神国，三皇五帝是日本派到中国去的。日本过去并无天皇，于是他们编造出从古至今的天皇，称为传说中的天皇。复古的神道教主张以孝道为先，孝父母、敬神和忠于天皇。

日本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排斥佛教、天主教和其它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