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成大业,必有良将佐之,兵拥之。 共利益而齐人心,同目标而聚人气,持公平而无异心,常鼓励而生斗志。遇勾心斗角,化解之;有奸佞小人,剔除之。不因小事而分心,不为小利而心动。谋远虑而解近忧,一切以达目标为本。
对敌之道,度其优劣,能胜则战之,不能胜则友之。为友者,真心相待,异议淡化之,共识增强之,方能齐心协力。
善用此道者,必心宽大度;兼听而有己见;坚韧而又审慎;严明而又和蔼;诚实而又警觉;言出则必行。然则人和矣,只待天时。
——完——
欲成大业,必有良将佐之,兵拥之。 共利益而齐人心,同目标而聚人气,持公平而无异心,常鼓励而生斗志。遇勾心斗角,化解之;有奸佞小人,剔除之。不因小事而分心,不为小利而心动。谋远虑而解近忧,一切以达目标为本。
对敌之道,度其优劣,能胜则战之,不能胜则友之。为友者,真心相待,异议淡化之,共识增强之,方能齐心协力。
善用此道者,必心宽大度;兼听而有己见;坚韧而又审慎;严明而又和蔼;诚实而又警觉;言出则必行。然则人和矣,只待天时。
——完——
一个人的嘴好坏,影响他一生的幸福。这个嘴不“积德”,问题出在哪里呢?按四枢德的说法,就是缺少节制,按情商理论,就是情商太低。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稍不满意,便恶语相加。为何要用恶语?不用恶语情绪发泄不出来嘛。有人把话说出去,等平静下来了,方觉后悔。怎么会后悔?理性回来了,通过理性判断,才知刚才说的话不妥。
所以不高兴、发怒的时候,最好一句话也别说。我见到过一个老外,被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这时他什么话都不说,等冷静下来后,再和你心平气和地谈判。我也遇到过同样的事,开车从修理厂出来,一人引导我穿过等待左转弯的汽车长龙,驶入直行车道。有人指挥,我当然快速穿过长龙。其实从他的位置,根本看不见另一侧车道的状况,等我车头冲出长龙,才看见有辆车疾驶过来,立即刹车。那辆冲过去的车在不远处停了下来。我开过去看那司机,只见他喘着粗气,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显然是又惊又气。我道歉后便离开了,可他还在那里运气,没说一句话。我不想说外国人有涵养,灭了中国人的志气,但教会的四枢德,是要求我们每个人掌握的。小时候,家父也是这样教育我的,冲动的时候什么事也别做,明天再说。
总结:人的行为必须要受理性支配,冲动时,理性已无法支配你了,支配你的是感性,说难听点,就是受动物本能的驱使。见过人撒泼吧?
另外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1、避说否定句。我一同学是极爱抬杠的。比如,当人问我钟点时,我说十点五十,他会说:“什么十点五十?现在是十点五十三。换上我,我会说:“对,确切说是十点五十三。”
2、避开令人不快的玩笑。相声中互损的玩笑,是在提醒你,那些玩笑绝不能开。
3、不揭人短,不翻旧账。我最怕跟人吵架,因为吵不过他。我不揭人短,因为这么做有失风度。旧账嘛,分好账和坏账。好账就是曾对他怎么好。可这话不该从我嘴里说出来。坏账嘛,就是他怎么有负于我。我早忘了。
过往坏账,当时可能已达成谅解了,何必再翻出来?
上次讲到那批抗战时期来菲律宾的华人受到歧视是吧。
第一代华人受到怎样的歧视已不可考了。那位百岁神父,是解放战争时期来的,他当然受不到歧视。其他人也90多岁了,问此话题怕触及伤痛,不妥。但他们没跟我提及受到歧视的事。
第二代华人讲,小时候菲律宾人给他们起外号。这个伤痛是持久的。一老神父提起小时候被菲律宾人看不起,心仍是痛痛的。按理说,几十年前的事早该忘记了,究竟是什么因素会造成如此大的阴影?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为何民族自尊心如此易碎?自卑心理在作怪。
二代华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至于失去理性。中国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信心。经常放视频,在一起欣赏中国的现代化、高科技。他们当然维护中国政府,在他们眼里,中国俨然成了全球真理部。有个二代批评涉及美国的一件事,我说据我所知,事情不是这样的。他说:“不对,我来让你看。”于是坐在电脑前,在百度上搜索一番,找到一篇文章,说:“你看,这才是真相。”他们极力美化官府,甚至为恶行辩护。我与一前期华人后代聊过此事,均不认同这种做法。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不能为恶辩护。
奇怪的是,他们都知道中国产品质量差,避之;也知道怎么跟腐败打交道。但他们需要中国的繁荣,以满足自己由自卑而产生的虚荣心。
这些人可都是天主教徒哦。
我与菲律宾人[与二代华人同岁数]聊过华人受歧视的事,他们一头雾水。显然,歧视发生在局部地区。我认识的这些二代均出自马尼拉的唐人街。
他们之所为,跟粉粉们很像吧?
我们要培养国人的民族自信。首先,不可以物质衡量一个民族的优劣。其次,现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点,不能以一个点评价一个民族。最后,反省问题的根源,该如何改善?不必多说了吧。
南美印第安诸部落,包括玛雅人,信奉天主教后,他们把古籍都烧了,成立国家后,譬如玛雅人,他们居住在哪个国家,就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人。南美历史,从西班牙殖民开始讲。菲律宾也一样,西班牙以前的历史没人知晓了。你说这帮天主教徒烦不烦人呐。菲律宾386个民族,现在成一个民族了,天主教族。你问他们过去的历史,一概不知。
西班牙人来以前,菲律宾马尼拉、宿务两地,居住着很多华人,也有一些日本人。西班牙人来了以后,这帮家伙随其他人一起奉教了,连名字都改成西班牙的了。菲律宾有46%的人有华人血统,你问他们祖上的情况,那就不知道了。
日本天主教徒受迫害,大批逃往菲律宾。这些人可是宝贝,立即融入社会。菲律宾人会做一些日本菜和调料,便是他们传授的。
一菲菲不服,人家往回逃,他偏要逆流而上,去日本传教,这便是菲律宾的著名圣人——Lorenzo Ruiz。
西班牙与美国开战,败绩,把菲律宾卖给美国,撤回西班牙。但菲律宾人继续与美国开战,并向日本求救。此时日本已不迫害教会了。日府认为菲律宾人里可有日本血统,不能不管,商讨出兵。日民间等不及了,组建自愿军,来救菲律宾。但终究寡不敌众,日府还没出兵,战争就以菲方死百万人而告终。
1937年,中日开战,华人陆续逃难到菲律宾,直至解放战争结束。1941年,日军把美军赶走,占菲律宾。你说菲菲们感不感谢日军?但是,逃难来的华人却成了敌侨。
美国佬逃走时留下话,若帮他们抗日,等他们回来,便让菲律宾独立。于是,一些政客组建游击队抗日。上那儿招兵去?华侨成了主要抗日力量。
1942年底,美军杀回菲律宾,菲国独立。菲律宾人对美国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让他们独立,恨则出于过去那段历史。而这些华侨,则被歧视。
菲律宾男女见面是要拥抱、亲面的。当然,这是朋友间的礼节。菲律宾男女之间可以很亲热,但仅局限于兄弟姐妹间的情谊。一友,丈夫去世,生活窘迫,最让我同情,每次见她,都会很认真地亲亲她。出于爱,但不是性爱。
但是,已婚的不能单独约异性出门。一起出去购物也不可以。所以,尽管我有不少异性朋友,但从未请她们单独吃饭或喝咖啡。有一次,一异性友约我和另一友去她家。这着实让我们俩“窃窃私议”一番。她先生不在家,怎么可以去?想来想去,认为她父母在家,去拜访不算失礼。
菲律宾是从西班牙礼。拥抱、亲面很敷衍的。若用此法应付法国女人,你们俩不会成为朋友了。法国人认为,抱就是抱,亲就是亲,来不得半点马虎。西班牙人虚抱虚亲,太虚伪。礼节耳。
时辰过了。我告诉天主,26日凌晨12点前,收到信息,我便无话可说,否则我就得说道说道了。
对我有成见,我毫不在意;厌恶地下教会,萝卜白菜各有所好,随他去。或说,为何不用“有看法”一词?我从其脸上看到的是厌恶,所以用“厌恶”。但是,故意阻碍海外机构对地下教会的支持,不可以。
先介绍一下背景:
1、信使去见地下教会一主教,协调未来主教的人选问题,主教说,我这个人选必须圣主教,否则我就办一个脱离教廷的、真正的天主教会。信使吓坏了,说,怎么可以这样威胁教廷?!信使的反应正常。他当然会如实上报。人们也当然会因此对地下教会抱有成见。
2、协议事,反对声“铺天盖地”。我看过几篇反对的文章,很像批判稿。对地下教会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3、教宗听到反对声很伤心,他以为是为中国天主教徒做了件好事,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反对。海外有些华人闻得此言,便把怨气撒在地下教会身上。
我先把这些信息罗列在此,稍后再做分析。
我因好友所迫,加入了一个华裔团体,一个华裔神父为监督。这个神父不止一次向我表达对地下的厌恶。团体宗旨是为华裔、华人教友提供灵修培训。
团体的一些成员首次到中国,由神父带队,他们计划在北京、西安游玩。我之所以用“游玩”一词,因为大多数时间就是在游玩。在北京教堂举办活动是要外事办批准的,所以只是参观教堂,弥撒在宾馆举行。晚上,我让官府的朋友请他们吃饭,对这些朋友,该嘱咐的都嘱咐了。来中国前,我也向团队汇报了这个安排,无人反对。吃完饭后,神父说,他们很害怕,认为我不该安排这次晚宴。他们没问你姓名、没问你从事什么工作、没向你要联系方式,甚至不问你来中国干什么。我不知怕从何来。我什么话都没说,但我心里明白,他们频繁来中国,若无朋友关照,以后遇到的事情可能会更可怕。
去西安,让我找个神父接待。我对团体神父说,我只认识凤翔派到西安帮忙的一位神父并对凤翔的情况做了介绍。他无异议。
两神父共祭,团体神父讲道。其他团体成员就不说话了,因为他们讲福建话,不懂普通话。凤翔神父很热情,派几辆车接送,请大家吃饭,又安排他们去参观兵马俑、华清池。
他们第二次去的是河北,我因故没去,由别人安排的。回来后,有人问:“这不是地下教会嘛?”被告知现在没有地下教会,中国只有一个教会。
凤翔神父因拒绝参加那个会,逃逃菲律宾,由一修会接待。我立即将此好消息发到团体群里。大家终于有机会回报凤翔神父的殷勤招待了。结果,无人反应。只有我的好友,请凤翔神父吃了饭。好友告诫我,下次不要向群里发这种信息,他们都很紧张,怕受牵连。
菲律宾人很笨,完全不如华人精明。菲友听说逃过来一个,深表同情,立即去见凤翔神父。其实他是最该避嫌的。团体人跟中国几乎没有业务往来,而他则是菲律宾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平时削尖脑袋想跟中国政府搞好关系,只要中国政府、使馆举办的活动,他必参加。
团体举办纪念弥撒,说是请到塔格莱枢机,要求大家参加。枢机是同凤翔神父一起来的,团体神父也参与共祭。弥撒后,我跟团体神父说话,从他的眼神和态度,显示出对我极大的不满。很纳闷,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当时也没多想,因为我急着去参加一个宴会。现在我明白了,必定是凤翔神父与塔枢机共祭的事。可我不知他是怎么与塔枢机认识的。
我被踢出团体,没有事先通知。我以为疫情原因,团体不开会了,直到我跟好友通话,才知道因为我与地下神父交往太密,团体神父把我开除了。我认为这样做十分无礼。开除人总得事先说明个缘由吧?但尽管如此,团体举办活动,只要好友要我去,我便带着全家去捧场。
圣诞节了,心中仍有余恨,去办告解,告解神父很理解我的感受,认同这是无礼行为,但让我在新的一年多想开心的事,有个新起点。既然告解了,就不能再有余恨,于是决定,只要团体需要帮忙,我必出力。事实上,好友已提出让我帮助他们下次去中国。
我与一罗马神父已认识多年了。他1月23日-25日要来菲律宾,希望见到我,并告诉我將有谁按派他的食宿。那是两位神父,一位菲律宾神父我不认识,另一位就是团体神父。罗马神父给我发邮件,同时抄送那两位神父。我做了全部回复。罗马神父的目的是在他抵达菲律宾前,大家可以讨论一些事项。但我邮件发出后,从此渺无音信。罗马神父也没见我。我想,神父再忙,离开菲律宾前也该打个招呼的。于是我等到26日凌晨。显然,有人阻止他跟我见面。这不是阻止我,因为半个月前我还跟团体神父吃过饭。这是阻止支持地下教会。
这个前奏就算告一断落,接下来才是我要向神长们汇报的东西。再次声明,我只论事,不论人,不针对任何团体和个人。
一、对地下教会应有的态度
1、中国人都知道,人们口无遮拦,发出威胁是正常的,吓唬人而已。那位主教不可能自办教会。
2、有谁能证明那些文章是地下教会写的?什么叫地下教会?在平信徒中,早无地上、地下的概念了,他们任何堂都可以进。通常他们是就近、就方便进堂。你说他们是地上还是地下?地上、地下的概念只用来区分神职人员的归属。但这种归属从来没有隔断上下神职人员兄弟般的情谊和相互的支持。在中国,只存在两类天主教徒,一类就是天主教徒,另一类便是德不配位的个别神职人员。若说中国天主教有对立,那便是天主教徒与这些无德神职人员的对立。不幸的是,这些人掌握着话语权,但他们不代表天主教徒,只代表他们自己的私利。
我只听到地下主教声明支持协议。如果这些文章中有的是神父写的,那也是以他个人名义,替天主教徒发声,尽管措辞不当。但是,想想他们几十年来遭受的磨难,情绪过于激动,难道不能原谅吗?
一个极端错误的认识是: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对立。当年地上教会里有不同情地下教会的吗?除了那几个无德神职人员。
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的榜样,是我信仰的支柱,他们踏过的足迹,便是我渴望追随的芳踪。相信绝大多数平信徒都这么想。
当然,地上教会的神职人员里不乏英雄,绝对不乏英雄!包括群里各位。
3、教宗很伤心。但人们不能迁怒于地下教会,这只能让教宗更加伤心。圣父对地下教会的关爱,可参阅那份协议。
二、中国天主教徒意味着什么?
中国天主教徒,甘愿为教而死,为教奉献一切,誓死捍卫信仰……这不是随便什么国家的天主教徒可以比拟的。中国天主教徒就是一所学校,供海外天主教徒来学习,以增强他们的信德。
所以,未经历他们那样的磨难,不了解中国现状,幸勿对中国天主教徒轻易下结论。
一见官就胆颤的,不必来传教了,倒不如过来向中国天主教徒学习。
因为自己害怕,肆意贬低地下教会,以此为自己懦弱找借口的,建议去告解,等自己彻底发生了改变,再过来。否则还有什么底气教中国天主教徒如何坚守信仰?
附:罗马神父刚才给我回信了。当时我心里闪现过一个问题,25日以后收到信息怎么办?我的答复是,不影响我写此文。
打个预防针吧。西方左媒的可信度越来越差了,也越来越会编瞎话了。为避免日后的疑惑。有些东西事先通报一下。
据菲媒报道,教宗本笃十六世驾崩后,其秘书[本笃老爷子的同乡]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讲到教宗本笃十六世与教宗方济各的“紧张关系”。其实就两条,第一是荣休教宗对现教宗不推广拉丁弥撒感到痛心。其二是该秘书原本在教廷工作,现教宗让他回到荣休教宗身边去。教宗本笃十六世半开玩笑说:“教宗方济各是不放心我啊。”
荣休教宗在,其旧部仍然忠心于他,这才自然,否则过于世态炎凉了吧?然而对本笃老爷子的旧部来说,谁当教宗都是一样的,你做事风格与本笃老爷子相同,他们无话可说,但凡有差异,他们就不干了。
对教宗方济各来说,他很明白,荣休教宗退居隐修院,显然是无意影响教廷的工作。真正挑毛拣刺,向旧部传递消息的,就是那位秘书。把他打发走,没有毛病。
教宗方济各发表了一个通谕[也许不叫通谕],很不合几个枢机主教的胃口,所以他们联名发表一份公开信,指责该通谕的内容为异端。教廷没敢发声,方老爷子亦不敢出声,拿着信给本笃老爷子看,老爷子阅后大骂:“这几个笨蛋!”旋即声明:“我与教宗方济各保持一致。”报道说,本笃老爷子是从来不骂人的。我想,这次骂人无外有两个因素。其一,老爷子确实很生气。其二,这几个枢机显然跟他很熟。凭老爷子的德行,对不熟的人,他绝不会骂。
这份公开信就算不了了之了。一主业会成员说,既然本笃老爷子发话了,啥话都不用说了。但也有教友忍不住的。他们一听本笃老爷子表态了,顿时有了底气,也写了一封公开信,拿着教理,逐条与那几位枢机理论,还挖苦说:“哎,作为枢机,这些道理应该都懂啊。”后继争论就没有了。
在我眼里,无论是该秘书还是那几位枢机,都是忠厚老者,绝不能视为教宗的“敌对势力”。
中国自古就对人际关系很敏感,比如说朝廷中谁跟谁有隙,那就成仇家了。基督宗教无此传统。古时圣人们也经常争得不亦乐乎,但并不影响友情。最后竟然还都成了圣人。显然他们的观点都被天主接受。
本笃老爷子旧部认为教宗方济各太过自由化。这个“自由化”切勿解读为教义上的自由化,而是处事风格。本笃老爷子实诚,他对自由派政党的反感是溢于言表的。他的遗嘱竟有禁止拜登参加他的葬礼一条。拜老头倒也知趣,表示愿意遵守禁令。
方老爷子被认为是精明的外交家。他跟自由派政党打得火热,说话大大咧咧,但是,可没少占便宜。
方老爷子对本笃老爷子是很尊敬的,经常去问寒问暖,遇有大事也必通报。比如新圣几位枢机,立即带他们去拜见本笃老爷子。
若说两位老爷子因为处事方法稍有差异而面和心不和……想想我们自己该如何待人,便知我们的导师会如何相处了。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美国的所谓“保守派”与本笃旧部有关联。这批人中包括我的几位朋友。他们以两个凡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为指导,与教宗做对。于是越走越远,现在他们开始夸耀自己不领圣体了。所以这些人发出的信息,勿信。
有个华裔在群里转发信息,说世界末日将至,该如何准备等等。我告诉他不可能,教会没下发通知嘛。近日又发信息说,圣经只有希伯来文、古希腊文、拉丁文原版是准确的,翻译版是根据个人的理解完成的,不准确。教会这么说了?这些翻译版都是教会钦定的。不可信?《圣经学》明确阐明,翻译版也是在圣神的默感下完成的。诚然,看原版对圣经的理解会更深刻,但不能说翻译版不准确。估计接下来会有怀疑教会权威的信息了。在我看来,这些信息都是从坟墓里出来的。
在国内,也遇到类似情况。有时候出教堂,便有教友在堂外分发刊物。对这些刊物,躲得越远越好。这些刊物看似是虔敬活动的加强版,但是,首先,任何虔敬活动都要符合教会的礼数,不能乱来的;其次,可能就会受魔鬼的诱惑,认为教会不够虔诚嘛。其结果就是不进堂了。
教会的官方资料多得这辈子都看不完,切勿接受来路不明的信息。
国内环境还是单纯,容易轻信。在海外,情况就复杂多了,各种信息交织在一起,只好自己判断。其判断准则,就是教会训导,不符合教会训导的,弃之。没功夫看它胡诌。
快过年了,讲点轻松话题吧。
拜见贾老板,三友开车送我过去。我让车停在离教堂门口最远的一个丁字路口,这样他们能看见堂门口的动静而不被发现。我下车独自前往教堂。教堂门口有几个闲汉,显然是监视的,但都是些菜鸟,所以我全然不放在心上。接近教堂门口,这几个家伙聊天嘎然而止,众眼紧盯着我。我假装什么都没看见。在堂里与老板聊得很愉快,不知不觉天黑了。老板欲留我吃饭,我说不吃了,外面还有朋友等着呢。
出教堂不久,我就感觉后面有人跟着,我给友打电话确认,他们说有一人在我后面跟着,距离50米左右。我让他们不要下车,等我甩掉他。到了丁字路口,我右转后迅速躲在一个路口的大树下,那人迅速赶了上来。凭借他的脚步声和路灯下的阴影,我绕着树转,等他站在大树下,我已绕到他身后了。街上空无一人,我悄悄走到他身后,沿着他的视线往前看,原来他往汽车站方向搜寻我。
我打算做弄他。退几步进入树荫,营造一种阴暗的效果。那人看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转回身,突然发现有人挡住去路,抬头一看,是我面无表情的脸,唯有两道凶光刺入他的眼睛。把他吓得跳了起来,旋即往回走,差点跑起来,因为后面有我急促、顿挫的脚步声。等我走到汽车那儿,他已逃得很远了,头都不敢回。我上车扬长而去。
这是我生平第二次看到人受如此大的惊吓。第一次是我小时候扮鬼。
我常提醒儿子,要想成就一番大业,千万别想你有多大本事,而是想你能找谁来帮你。我也一样,做事前,先数数手里有几张牌[人脉],牌小,做小事;牌大,做大事。太太有时会提议做某某生意,我会说,不行,我手里没这牌。
本事再大,单打独斗,也只能是个个体户。我曾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主儿,外婆、阿太说,只要我想做的事,就一定会做,谁劝都没有用,只有我自己认为不可行了,才会罢手。现在,我反而愿意听大家伙儿的意见,少走很多弯路。
一个懂得“幸福三要素”的人,不会缺少凝聚力。这里仅补充几点:
1、待人真诚。这个嘴甜,不是善于恭维,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赞赏。曾有人跟我说起一个小女孩,嘴甜,很会说话,说她将来长大后不得了。我对此嗤之以鼻。专拣好听话说的人,久而久之,便习惯性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让人琢磨不透,如何信任他?一神父临终前告诉我,他快不行了,我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听他的遗言。他确实是快不行了,如何用“你会好起来的”这类话糊弄他?
2、学会通融。如果你的目的有十个目标,能实现五个就很好了。因为你要跟大家伙儿商量,不见得所有人都同意这十个目标。最后形成的是整个团队的意志,而不是你的个人意志。
3、意志力。你的意志力很重要,如果你失去信心了,整个团队便树倒猢狲散。遇到失败,我常开玩笑说:“一计不成,再施一计!”
4、领导力。耶稣说:“谁若想做第一个,他就得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并要做众人的仆役。”我还没有想出比这更好的领导方式。是的,你得把众人伺候好,还要让他们有收益或收获。你不能发号施令而没有安抚,你不能高高在上,而是与众人平起平坐。如果你自信,没必要用威严之类的噱头。汉武帝就是个衣冠不整的家伙,常忘戴皇冠,而且没有架子。
5、识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但伯乐不是天生就识千里马的。需要经验积累和善于总结经验。无捷径可走。
6、洞察力。这需要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还要常问专家的意见。魏征劝唐太宗兼听,就是这个意思。但也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善于反省,有助于提高自己。
7、祈祷。事实上,我现在已懒到凡事依靠天主。计策由天主出,我去实施就可以了。
上次遭妄断的意外,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及一系列联想,在此与大家分享。
一人带一台湾教友来下面做圣神同祷。这人看上去像上面的,无所谓啦,把台友带来就好。他称我为潘弟兄时,还稍微欠下身子,让我想起狄更斯笔下那个虚伪的人,略感不适,但还好。
一次他来我家,两人聊性正浓,我问他:“你主日去哪个堂望弥撒”。他竟说:“哦,我还是爱国爱教。”我没说话。显然他发现我脸色不好看,匆匆告辞了。他爱国与否事小,但我无法容忍虚伪。什么叫爱国爱教?百姓受苦,你为民分忧了吗?教会有难,你伸出援手了吗?仅凭去上面望弥撒就标榜自己爱国爱教,纯属不要脸。
况且我没问他属上或属下啊。为何妄断?
爱国爱教完全是互不关联的两个概念。就如糖和盐,我爱不爱吃糖,并不影响我对盐的嗜好。
说到底,还是与官府的关系问题。这层关系应该很细致地探讨,不能粗浅地归纳为必须接受政府的领导。我凭什么接受你的领导?我又不是官,不存在这样的关系,不但如此,民还有监督官府的权利。作为天主教徒,官府做得好,我们赞赏,做得不好,我们与官府私下沟通,不公开宣扬,这便是忠臣。作为民,我们遵守法律就可以了。于是,问题来了。
1、在世界各国,天主教徒向来是遵守法律的典范。但既然是天主教徒,他就得实践天主教完整的信仰。如果法律与之冲突,他照样会去实践完整的信仰,从而构成违法,与官府对立。官府是否需要尽可能多的守法公民?使一群善良公民与官府对立,不是很可悲的社会现象吗?所以,应该修改法律法规,保障天主教徒的完整信仰。
2、只要保障天主教徒的完整信仰,天主教徒不会与无神论者发生冲突。比如西班牙的执政党,就是个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党,是天主教徒选上去的,因为相信它能把经济搞上去。其次,中国天主教徒的结构已发生了变化,其中不乏党员、官员家庭的子女,甚至有党员本身成了天主教徒。天主教徒与官府对立,纯粹是人为所致。最后,官府任命天主教徒曾荫权、林郑月娥为香港特首,又欣赏天主教徒马英九,同时却把国内天主教徒作为需要警察照顾的特殊群体,逻辑上说得通吗?说天主教有反政府倾向的理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吗?
天主教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西方的自由派。他们同时也想消灭中共。政府垮,除战争与生灵涂炭外,中国必分裂成各个小国。中华五千年的传统,就会向台湾民进党搞的那样,荡然无存。难道官府与天主教不应该联手合作吗?
3、早在胡温时代后期,地方官说天主教如何危险,中央已不信了。如今情况更不相同,太上皇对天主教极有好感。今上是率先与梵签协议的。地方官如果不与时俱进,再制造矛盾、再出现群体性事件,仕途没什么前景了。
4、天主教教义本身,就不允许期盼别人遭殃,同理,亦不能期盼官府遭殃,我们只能祈祷官府更加勤政爱民。在我们蒙难时,我们只祈祷早日渡过难关,不敢诅咒加害者。对于这样一群善良的公民,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吗?
5、再谈“精神鸦片”。当时是在打江山,那套剥削理论不为民所动,所以责宗教为精神鸦片。现在是坐江山,民满足于充实的精神生活,不是件好事吗?若民只知追求物质享受,即使更富裕,民也不会满足。另外,文化生活不能取代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必须要由敬天、来世所支撑。天主教最接近我国的敬天传统。不畏天,不知天理,没有人会觉得有必要遵守道德准则。
6、地方官要有创新意识,何不变对立为支持?保障天主教信仰,给他们更大的空间,发挥社会作用,缓解社会矛盾。这个社会效益必然是明显的,而且有可持续性和可创新性。地方官也有业绩。否则地方官能向上面汇报什么?几十年如一日的平安无事?
7、在培养民的社会责任、诚实可靠、道德意识、良心省察、家庭生活、幸福真谛,等等,有着两千年的经验。菲律宾贫富差异极大,但无人仇富,民虽然贫穷,却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按真实的快乐统计,不按西方自由派的收入、福利统计]。这就是天主教培育的结果。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
这支优秀的维稳力量不立即加以利用,恐怕社会上的恶性事件以后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