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圣人大多是殉道者。他们把自己的血祭献给了天主，他们用自己的血在中华大地播下了信仰的种子。他们为我们祖先所信奉的天主而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在为悖逆我们祖先所信奉的天主的中国人做补赎。他们的英勇行为是中国人的英勇行为，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纪念中华圣人，从来不是默想他们受难的惨状，更不是记恨那些加害他们的人，而是感恩他们圣化了这片养育华夏儿女五千年的土地。他们的大爱，势必会使天主眷顾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中华圣人瞻礼是个喜庆的节日。

基于同样道理，传播福音的主角，永远是那些曾为教会受迫害、受磨难的兄弟姐妹。他们默默地替我们忍受了一切，替我们做了因我们的懦弱而不敢做的事。从历史角度看，他们是国家的忠臣。忠臣常常不被人所理解，甚至会受到迫害，但他们仍然坚持去完成利国利民的使命。

奸佞误国，这是历史的教训。所以，那些认为只有对政府歌功颂德才能传播福音的教内人士，恐怕他们还不太了解他们所信奉的天主。如果他们明明知道政府的某些政策有误而不善意提醒，那么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的动机。他们是盼政府早点垮台，还是想谋取私利？

天主不只是天主教徒的天主，也是每个中国人的天主，还是当今执政者的天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梵协议是在天主引领下促成的。它使教会与政府默契配合，共同为民创造福祉成为可能。

教会的使命之一就是为国家培养忠臣。他们能从国家的大局着想，向执政者提出中肯的建议。

教会的责任是唤起人们的良知；主张宽容；宣讲传统美德；引导人与人彼此相爱，彼此信任；维护家庭和睦；倡导勤奋，拒绝懒惰和贪图物质享受；激励民众团结一致，共同为国家效力。

从世界各国政治实践看，并不存在最佳政治制度。国家能否兴旺，民能否安居乐业，只关乎人的道德素质和人的良心。所以，只有政府、教会、民众同舟共济，秉持传统美德，国家才有更好的未来。

中华圣人，为我等祈！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Vatican and China marked a significant shift in Church–State relations, ending a long-standing period of hostility. However, this diplomatic breakthrough has had mixed consequences for local religious affairs officials, many of whom now find themselves uncertain about thei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Previously, these officials were tasked with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on the activities of clergy. Since the agreement, howev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shown less interest in these reports, leading to a perceived reduction in the officials’ influence and purpose. For many, this has resulted in decreased morale. Yet, some officials have responded proactively, seeking alternative methods to maintain control over religious institutions. One such measure has been the enforcement of regulations prohibiting minors from entering churches—a policy that existed in principle but had rarely been implemented due to practical challenges.

Attitudes among religious affairs personnel vary widely. While some have adapted to the new direction, others continue to treat Church leaders with undue suspicion or hostility. In certain regions, parishes are still subjected to stringent oversight, often as a result of individual officials’ biases against the Catholic Church rather than any directive from higher authorities.

Despite these challenges, the Vatican–China agreement offer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collaboration. The case of the Qiqihar Dioces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serves as a positive example. Local Catholics there became active volunteers, offering services to those in need—demonstrating the potential for the Church to contribute meaningfully to society.

To build on this progres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sue updated guidelines to religious affairs officials. These should encourage cooperation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in promoting social welfare. One practical initiative could b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urch-based outreach offices aimed at supporting individuals who struggle not with material poverty or mental illness, but with a lack of direction and life purpose.

These individuals—though financially stable and mentally sound—often suffer from dissatisfaction rooted in misplaced values. The Church can help by fostering virtues such as empathy, family responsibility, selflessness,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Lastly, while some officials view the Vatican–China agreement as a threat to their professional relevance, a new, constructive framework would offer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remain engaged and impactful. By facilitating meaningful partnerships between the Church and broader society, religious affairs personnel can continue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mor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看到一个视频，教宗良十四世解释为何与万斯握手。他说是为遵循欧洲的礼节，不得已而为之，握手后他还耸了耸肩，以示无奈。视频还显示了万斯几次想跟先教宗方济各握手，都被他甩开了。

教宗良十四世强烈谴责了万斯的移民政策。视频播放了非法移民被赶出家园时的哭泣和绝望。

在美国出租房屋，租户交不起房租，是不能把他赶走的。因为那是他的家，不可侵犯，受美国法律保护。现在把人强行从家里赶走，既违宪，也侵犯人的尊严，亦不顾忌将来他们靠什么生存。

美国离我们太远，我们也许无法感同身受。讲讲国内的例子吧。当年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诚然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不合京俗，把北京搞得脏乱差，可是，北京已成了他们赖以为生的地方，把他们赶出北京，他们将如何生活？欠考虑。有的村庄被房地产开发商占用，农民从此失去了维持生计的耕地，我看到过他们的绝望。强行拆迁又是一例，他们在那里居住，周边的环境尚可养家糊口，把他们赶走，犹如断了他们的生计。一些走投无路的住户被逼到跟拆迁队拼命。

美国的驱赶移民，与上述例子差不多。人的尊严不可践踏，保护家庭的责任不可忽视。教宗的义怒正在于此。

教宗反对在墨西哥边境建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当年美国侵占了墨西哥大片领土，好意思不让墨西哥人回家吗？美国政府自知理亏，移民局在美墨边境执法是比较宽松的，无意完全杜绝难民进入，只是控制难民的数量。现在川普在美墨边境建墙，旨在杜绝难民进入，失去了美国政府往日的仁慈。

人们在分析世界大国间的较量时，往往只注重他们的物质利益，而忽略了他们对自己价值观的捍卫。不同的价值观确定了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坚持。比如保守人士，他们不能容忍政府禁止他们管教孩子，不能容忍政府宣扬家庭民主，不能容忍教育机构唆使孩子性开放，不能容忍鼓励青少年服用青春阻断剂而父母又不许干涉，不能容忍政府剥夺孩子孝敬父母的责任(赡养父母是孩子的责任，而不是政府的养老院)，不能容忍政府忽略保护家庭的法律，不能容忍否定家庭的血缘关系，不能容忍会导致人类毁灭的生活方式，不能容忍宗教生活受到干扰。作为天主教徒，亦不能容忍神职人员在社会上受到歧视，不能容忍抑制教会发出出自良心的声音。

各国利益之争，可通过经济手段加以对抗，但为了维护自己的价值观，会不惜一战的。

早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教宗就发出警告，各国的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会引发世界大战的！结果一战尚嫌不足，再来二战。

当前的世界形势，从普京和特朗普不约而同地支持德国远右的AfD就可以看出，这两人势必会走到一起。特朗普这次上台，有明确的价值观取向。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没有邀请德国总理朔尔茨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已显示出他对左翼的厌恶，而万斯在欧盟的发言，痛斥欧盟背离传统价值观，更显示出美国与欧盟分道扬镳的征兆。

泽连斯基并非不知外交礼节，他在白宫之所以粗鲁，是有难言之隐的。俄乌原本相安无事，偏偏欧美左翼在乌克兰搞颜色革命，扶持左翼政党上台，此举尚嫌不足，继而唆使乌克兰仇俄：推行乌克兰语，禁俄语，歧视俄罗斯族，鼓励乌克兰人从俄罗斯东正教中分离出来，成立乌克兰东正教……

俄罗斯感受到了威胁，收回俄罗斯族占绝大多数的克里米亚，这是个重要出海口。

乌东的俄罗斯族不堪其辱，成立地方武装，与乌克兰政府对抗，然有败无胜。此时俄罗斯仍无意出兵。可欧美左翼得寸进尺，要拉乌克兰入北约，致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特朗普否认这是入侵)。

欧美左翼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他们分内的事，因为这一切灾难都是他们挑起的。泽连斯基当然理直气壮，索要武器，要求保护。他可能真的以为欧美都遵循左翼制定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不知有相当多的人在认真捍卫传统价值观。所以他在美国的遭遇令他大感意外。

北约会取代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这可能导致美国退出北约，而北约向来受美国保护，几乎没有什么国防开支，现在要重启军工，增加装备，势必会使本国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也会打击欧盟经济，因为民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右翼。

在这场左右翼冲突中，中国是局外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已明确表态，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不会与中国直接冲突，要有对抗，也只是大国间的贸易战，技术封锁之类。

有人说，科举制度很公平，使寻常人家的孩子都有机会做官。这是个概念性错误。官是什么？是奖励？是恩赐？是飞黄腾达的机会？若以此念做官，贪官污吏永远不会消除了。

科举的真正目的是不拘一格选人才。选什么样的人才？当然是品德高尚的人才。科举的考试内容，就是四书五经里的东西。

但是，科举的弊端是，一旦涉及考题，人们便急于寻求正确答案，很少顾及如何从四书五经中汲取养分。我翻译《若望福音学习教材》的时候，一位圣神同祷会的朋友提醒我，不要把圣经学习变成学术研究，是一个道理。

我高考时，政治分数最高。说明我政治觉悟高吗？我对当时的政治课厌恶透顶，但我知道怎么答题。

无论是科举制还是以前的推荐制，都是想找遁吏，所荐非人，是要受罚的。

做官不难，太监可以擅权，风尘女可以一路睡到厅级。难的是找到那些甘愿放弃己利，乐意为国为民做奉献的人。

二战时美军指挥官发现一片树林，认为是伏击的好地方，晚上派士兵埋伏在树林里。与此同时，德军指挥官也看上了这片树林，也认为是伏击的理想之地，于是晚上亦派兵埋伏在里面。清晨，一美军士兵跪起来念早课，不意一德国士兵爬过来，他也是天主教徒，于是两人一起念早课，祈祷完后，两人聊了起来，谈到战争走向，德兵认为是双方联合起来打苏军。其他美军也遇到同样情况，发现身边埋伏的竟是德军！由于双方接到的命令都是伏击，还是各干各的营生好，互不侵犯，彼此打个招呼，或互换点食物，尝尝新鲜口味。双方指挥官均认为伏击搞不下去了，于是经过协商，同意双方互不交火，各自撤出林地。

选自美国老兵的回忆录。

历史还是恢复原貌的好，可避免人类犯同样的错误。历史不应作为宣传手册，不存在美化谁，丑化谁的概念。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如实记载。

举个例子，日本说某国正在走日本过去的老路。该国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又没搞军国主义。可是，谁说日本搞军国主义了？那是别国给它按的抬头。当年日本的政治理念是这样的：

我国已成世界强国，完全可以跟美国抗衡。西方列强在亚洲建立殖民地，奴役亚洲人，不可接受。我国，作为世界强国，应该承担对亚洲的责任，赶走西方列强，把亚洲人从西方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亚洲各国独立，并把他们团结起来，成立大东亚共荣圈，各国共同富裕，生死与共。

在实操中，也受此理念的影响，除了有争议的台湾[台湾土著说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话]，日本吞并哪个国家了？在他们眼里，只是扶持了一个亲日政府。当年的日本士兵也受此影响，他们诧异，他们是来解放亚洲人的，怎么这些人会恨他们？

日本的错误是太过骄傲，高估了自己的强大。他们认为大和民族伟大得不得了，所幸还没对他族历史感到嗤之以鼻，还不至于嘲笑弱国，但还是失败了。

中国缺少生命伦理的概念，这也是教会与国家需要研究的课题。一方面，ICU病房的穷人没钱了，就把管子拔了，氧气机停了，这跟杀人有什么区别？在菲律宾从未听说没钱不给治病的。另一方面，比如我祖父，百岁后患脑血栓，国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活着，浑身插满管子，最后舌头都长癌，耗了整整七年。受多大罪。是不是非得把全世界最好的药都用上？抑或可用保守治疗，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为主？不知道。菲律宾有临终关怀，也不知有什么限度？家父要求病危时不给他插管，我不敢答应。

这都需要生命伦理专家给个具体的尺度，使家属良心平安，患者也少受痛苦。

日本和德国对二战的检讨，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日本是自愿式的，他们普遍的共识是不能再有战争，而防止日本再次卷入战争的最佳选择，就是减少政府的权力。所以，现在的日本政府对民众没什么约束力。

德国的检讨是政府强迫的、自我作贱式的。他们销毁了所有纳粹的书，以致我们无从了解，当时到底是什么思想对民众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使他们团结一致？他们甚至不允许表面上的、涉及纳粹的东西存在，比如行纳粹礼。这个举手礼完全可以赋予其它的意思，但是不行了，因为纳粹用过。

政府不遗余力地通过教材和改编的历史使人们相信，纳粹就是恶。

既然纳粹是恶，与它建交的便是纵恶。碰巧梵蒂冈没与它断交。梵蒂冈冤得不得了，说二战时收容了多少犹太人，连以色列都几次表示感谢。即便如此，还是不能令德国人满意。教会出了部电影，展示一位神父如何受纳粹的迫害，但这只是个例，其他神父都在鼓励年轻人保家卫国。

教廷似乎默许德国教会与教廷保持一定的距离。批评教宗司空见惯。比如德国教友写的一部教会史。书中记载教宗说如此如此，然后补充道其实教宗的意思是这般这般。这个补充是要有历史依据的，否则只能算是作者的主观判断。可主观判断怎么能载入史册？可能德国人已习惯于改编历史了。有的德国作者本人并不反教宗，但他写的书中却不忘批评几句当时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这似乎成了德国的一种时尚，好比我们过去写文章，非要加入几句“最高指示”。

德国战败时，有很多纳粹党人携带文件逃到南美，所以，南美教会对当时的历史是了解的。他们时不时发声，说纳粹没杀那么多犹太人，听到此言，最感愤怒的竟是德国政府。

德国政府还想方设法让德国人产生负罪感。这样一来，人没了自信，不敢有什么思想，更别说坚持真理的勇气了。例如俾斯麦，他统一了德国，强调德意志精神。他属于保守党，虽然信奉新教的信义宗，却承担起保护天主教会的责任，免受自由派的迫害。俾斯麦还为德国做出很多其它贡献。但是，在德国人眼里，俾斯麦是坏人，直到最近，德国才承认俾斯麦为统一德国做出了贡献，视为伟人，排名第九。排名第八的是印刷术发明者。

德国人的不自信，从政府层面就能看出来。有篇报道说，德国政府就像不成熟的孩子，它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通常是美国教它。它很在意邻国的看法，邻国有意见，它便改正。至于美国传授的或邻国的意见是否正确？德国人不关心这个。

这便是德国主教们所处的环境。西方的堕落是个普遍现象，爱尔兰教会正跃跃欲试，准备反击，但德国教会却失去了勇气。

马克龙与欧盟冯女士，说好来中国当说客，不意克龙君反而倒戈，声言欧洲要有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附属于美国。冯女士则被彻底无视，似乎东道主不知欧盟为何物。

我不相信一天就被说服这种事，事先必定都安排好了，只有冯婆蒙在鼓里。马克龙一定吃了什么其它的定心丸，才会有此惊人之举。

马克龙出自非宗教家庭，12岁自愿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他与教廷私交甚密，这倒罢了，但他还支持教廷一慈善机构，此举使法国议会哗然。世俗政府不能显示出宗教偏好。

马克龙被一些媒体形容为冬眠型天主教徒。你别看他平时僵卧，毫无作为，关键时刻便活跃起来。拜登是否也属此类？拭目以待吧。